八大胡同与旧京妓女,真是与男人赤裸裸的上床

2019-09-03 作者:关于历史   |   浏览(68)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我见过许多幅。她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

从原则上说,官妓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体上,政府对她们实行某种供给制,即所谓“官给衣粮”。各地官妓只须为官府执役即可,并无赢利的压力。官妓虽能从官府获得衣粮而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作为狎客的官吏仍会送给她们钱物以博取她们的欢心。以常理而论,“缠头之费”对她们来说应该还是很重要的。“曲江之会”中那些少年及第的新进士,意气骄奢,又极易赢得诸妓的青眼,“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自然要及时行乐,尽情享受人生。他们作为未来的官员,有特权享受官妓的侍奉。关于妓女的义务,可能存在着广泛的误解。一般人往往一说起“妓女”立刻就联想到“卖淫”、“睡觉”和“性交”,而实际上这种联想在古今中外都只是对一部分下等妓女才大致正确。有的现代论著也从上述想当然的联想出发,认为官妓有义务为官员侍寝,比如“唐代地方官妓是官给衣粮,她们向官员献身是一种义务,一般是不收费的”,等等。其实,官妓对官员的义务,乃至后来私妓对狎客的义务,都不是如“献身”那样直截了当。图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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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我见过许多幅。她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别不舒服。那是两位俄国大兵,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的,为了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十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官妓们通常的义务是在官员们宴饮时佐酒助兴,具体包括劝酒、司令、奏乐乃至歌舞,以及与官员们说笑聊天等等,这其间当然会有打情骂俏、眉目传情乃至拥抱爱抚等情状,但这与上床性交还差得很远。事实上,后来的私妓,一直到本世纪初的妓女,只要不是那种最下等的,她们与狎客之间的情事,或者说她们为狎客所尽的义务,在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如此而已。要理解、想像古代官妓和后来私妓中的中上等妓女为狎客所提供的服务情况,其实也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与近年政府一再明令禁止的“三陪”非常相似。

图片 4从上面这张妓院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对其中的那两位表情尴尬的女性,我很怜悯,有什么办法昵,身若飘篷的弱女子,只能随波逐流地忍受命运的摆布;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我关心的是:在画面之内以及之外,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真够窝囊的,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更顾不上照料皇城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当时她所在的王国的军队,全部向入侵者缴械投降了),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这张八国联军逛窑子的照片,是侵略者亲手拍摄的。他们以此纪念自己的双重征服?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那么官妓与她们侍奉的官员之间究竟是否会发生性关系呢?答案是:有时候会,但这不是她们的义务。当地的高级军政首长,位高权重,若要召唤管区的官妓来传寝,按常理推断是可能的,但这似乎也要那妓女情愿才行。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官员要想和官妓发生性关系,还必须经过一个类似“恋爱”的追求过程,在此过程中,他需要向妓女献上殷勤——诸如赠送钱物、为她写诗、帮她扬名等等,以求赢得苦心。在唐、宋时代笔记小说中记载的大量官员文主与妓女的恋爱故事和传说,表明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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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为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八大胡同,哪能能“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不必重提。中国人,不大好意思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他们通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莫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虽经历了几千年兴盛衰亡的大循环,却一向被公认为是“乐观”的民族?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屡屡受伤,很容易受伤。却很少真正地“伤心”。因为他们掌握了遗忘的技巧。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说这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也罢,你说这是民族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也罢。毕竟,而今的中国人,已彻底改变了“亡国奴”的身份,并且“洗脑”般地摆脱了耻辱的记忆。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再看后来私妓与狎客之间的性关系。许多现代论著中都想当然地将妓女与狎客之间的关系看成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关系,即卖淫的关系。但事实上,对于中高级妓女而言,情况远非如此。一般狎客在她们那里能得到的,仍然只是“三陪”,与官员和官妓的情形相似。如要想得到妓女的“献身”,狎客同样必须大献殷勤,仍不外送钱赠物、写诗吹嘘、大摆排场之类;而对于妓女中的“高级”人物来说,靠上述这一套还不够,还必须以风度、仪态、能力乃至学识魄力之类济之,方能打动芳心,遂其所愿。这其间仍是一个热恋、追求的过程。如果妓女看不上某狎客,那他就是花钱再多,也无法强求妓女与他发生性关系。从大量明、清时代以娼妓为主题的笔记,以及清末《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长篇小说中,都可找到上述情形的无数例证——反例却可以说几乎一个也没有。

官妓和后来的中高级私妓对于狎客的义务,只是“三陪”之类成她们与狎客之间,性关系既不是必须的,更不是可以强迫的——必须由狎客殷勤追求赢得芳心才可建立,这就是那一行中的“游戏规则”。所以,对于这些妓女而言,不应该将她们理解为“男人可以合法与之性交的人”,而应理解为“男人可以合法与之接触并将恋爱行为指向她的人”。

古代妓女的人生结局

古代有的妓女失去卖艺卖身的资本后,出家为尼,仅仅是求得一个衣食居处;也有的妓女急于脱离妓院,从良嫁人,倾自己一生所积血汗钱相随男子,却遭骗遭弃,遂看破红尘,甘愿出家为尼以度残生;稍微出名一点的妓女也许有机会成为富贵人家的小妾;而也有一部分留在妓院里当女佣或领班,等容颜消逝,青春不再时孤独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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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年老色衰之后的归宿,那时候和后来也有很大的区别,尤其和民国晚期妓女悲惨的结局相比,差别更大。那时候,一般妓女的出路有这样几种:一是被人相中,赎身而从良嫁人,或为人妾,或为人妇,称之为“窑变”,所谓“窑”,就是窑子,妓院的俗称。不管怎样,少年纨绔多情意,但得从良值万金,是当时妓女最好的出路了。前面说的那位创办“润身女浴所”的妓女金秀卿,便是从良后和一位琴师结了婚。妓女从良后,一是将从妓多年以来积攒在箱子底的积蓄拿出来,自己开一个店铺,过着小本买卖的生意人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过,不少妓女是照葫芦画瓢,自己投资开一家妓院,买几个年轻的妓女,自己当老鸨,后期的赛金花走的就是这条路。再有是根据自己的所长,或以能歌善舞的一技之长当曲师;或留在妓院里当“房老”,即女佣或领班;或当服侍新来的年轻妓女的“跟妈儿”。

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妓女死后的葬身之地问题。在八大胡同之南,也就是南横东街上,即现在中央芭蕾舞团对面的位置,有一座明朝古庙,叫都城隍庙,在乾隆年间改名为江南城隍庙。之所以改成这个庙名,是和南方班进京有关联。在京城,南方妓女逐渐增多,死后一般都埋在这座庙边上的一片洼地里。前来为自己姐妹扫坟的妓女,也就顺便祭拜一下这座庙。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曾经专门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多去焚纸哭奠,亦兔死狐悲之感,因而其他游人,亦趋之若鹜。”这是京城唯一一所和妓女关系如此密切的庙,被称为妓女的义冢,附近有老人干脆把这座庙叫成了“妓女庙”。据说,江南人死后要到这庙里领牒之后,魂灵才能够落叶归根。每年阴历十月初一,是妓女专门为死去的姐妹烧纸祭奠的日子,一时庙里庙外香火缭绕,纸灰如黑蝴蝶一样弥漫。那时的江南城隍庙,因妓女而有名,它的没落和凄凉是到了民国晚期,随着八大胡同的衰落而荒没,终成了荒坟野地。

不管怎么说,从妓女的规矩和讲究,从她们的归宿,及死后也有专门埋葬她们的地方和专门祭奠她们的寺庙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妓女和妓院都还是比较安稳的,像一池活水,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之中,周而复始地运转着她们自身的生命力和生物链,维持着八大胡同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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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想当初,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几十年过去,与周围的矮小平房相比仍显得卓尔不群,门楣上“上林仙馆”几个褪了色的颜体大字仍在勉强显示着自己昔日的风光。

北京宣武区虎坊桥十字路口东北是一片纵横交错的老旧街巷,因过去的花街柳巷而闻名的“八大胡同”———百顺胡同、胭脂胡同、朱家胡同、陕西巷、清风巷、石头胡同、韩家胡同、铁树斜街、棕树斜街等尽在其里。“八”者,概言其多,并非定数,清乾隆二十一年后,北京内城的妓院纷纷迁移到这一带,“八大胡同”遂声名远播。过去的“八大胡同”里妓院林立,分布在妓院周边卖纸烟、拉包车、卖唱的很多,这些“吃窑子”的相关产业也捎带手繁荣了这一带的街巷。

如今的“八大胡同”早已“从良”,是北京城里没有一点绯闻的寻常街巷了。倘若从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或“天上人间”的灯红酒绿中突然来到这里,你甚至会觉得寂寥清冷:灰墙残瓦、老房旧屋,仨俩蜷缩在阳光下闲聊的大爷大妈,偶尔几个慕名探旧的外国人和背包客缓步走过,似乎提醒你抚今思昔,记住这里曾经的风流履历。

赛金花小凤仙带红的烟花柳巷

许多人是在《中国近代史》中认识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妓女,譬如赛金花、小凤仙———这些身世复杂的女人连带她们的生息之地———“八大胡同”也染上一种迷离之色。

人们都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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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想当初,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几十年过去,与周围的矮小平房相比仍显得卓尔不群,门楣上“上林仙馆”几个褪了色的颜体大字仍在勉强显示着自己昔日的风光。

多年前,电影《蔡锷和小凤仙》让人们对这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妓女刮目相看,许多外地人到北京后专门找到“八大胡同”探访她的遗踪。相传小凤仙曾是陕西巷云吉班一个姿色平常的二流姑娘,因不懂献媚邀宠,经常把客人气走。现在的云吉班旧址是个大杂院。二层小楼,前后两院,尽管破旧不堪,仍可看出当初堂皇的雕花房檐。

“八大胡同”中的老百姓喜欢用他们特有的幽默来“修理”这里的名声。在陕西巷宾馆门口,一位姓郑的老大爷说,“八大胡同”的名声虽不济,但在中国近代史上还真能“抹”上几笔,那时候,这里档次不低,是上层官僚和他们的弟子的安乐窝,袁世凯的儿子等“四大公子”就是这里的常客,这些人呼风唤雨、参政议政,说不定多少馊主意就是从妓女们的鸾床上想出来的。要是从蔡锷和小凤仙那事儿上论,这里还算是一处反封建的纪念地呢!据说,在北阀战争时期,有许多青年醉心于此,从而失去了革命斗志。有一位叫做李六庚的老先生每天早上敲着一面大锣到八大胡同去喊话:“你们这些青年人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他也会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眼泪汪汪地告诉路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他精神失常,忧愤而亡。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一路走去,遥想李老先生的百年激愤,你会想到什么?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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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庚老先生的悲鸣没有能够压住八大胡同的箫管之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才清街静巷、喜获新生。北京解放后,政府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曾经想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办法,他们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子盖在嫖客们的身份证、货单、甚至衣领子上,以至于许多嫖客一见到警察就大叫:“快跑!盖戳子的来了!”一时间传为笑谈。为了彻底清除妓院,聂荣臻市长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30分宣布立即封闭全市妓院,次日凌晨五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在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中被全部关闭,共集中妓女1316人,统统送入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思想改造。教养院下设八个所,集中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等14家妓院内,这次历史性的封闭妓院的行动,从通过决议的时间算起,前后只用12个小时,北京市就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扫黄”。

现在的韩家胡同以前叫韩家潭,“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就在这里,管教干部们曾经组织学员们自编自演她们的苦痛经历,《苦尽甜来》、《跳出火坑》、《再生》等一批短剧让许多姐妹大哭失声。她们控诉批判罪恶的领班、老鸨,罪孽深重者被判刑或正法。当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枪毙领班黄树卿时,他被插上招子,扣上手铐,去天桥刑场执行。其间,卡车由西四绕到东四,经过灯市口转往王府井大街、东长安街、前门并特意经过‘八大胡同’,当卡车经过韩家潭时,教养院的400多名学员整队观看,卡车缓缓地从她们面前驶过,她们兴奋地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姐妹翻身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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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后,以上学员统统有了幸福的归宿,596人与工人、农民、店员、摊贩等结了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62人参加了剧团和医务工作,8名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最后剩下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209人,政府为她们成立了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包括妓女的子女和领家买的女孩)政府也想得很周到,43个送到了育幼所,24个随母亲走了,还有3个由农民领去抚养,年龄稍大一点的就让她们到工厂学技术,94个孩子各得其所。”

改造后姐妹们的生活

改造后的姐妹们有的嫁了人、有的有了工作,有的就住在八大胡同所在的大栅栏地区。老街坊们都很关照,言语中从不触及她们的过去。倘若邻里纠纷,“亲娘祖奶奶”骂出口在所难免,但谁要是语出“妓女”、“窑姐”一类的龌龊话,就会立犯众怒,这种缺德的、挨千刀的骂人话,在“八大胡同”一带往往被视为绝骂。小时候,胡同里住着一个曾经的妓女,终日神情抑郁。因为知道她的身世,在胡同里看到她,总会生出莫名的厌恶甚至恐惧,在孩子的潜意识里,她们往往是丑恶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上世纪60年代末,在大栅栏街道上兴起了一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运动,所有的家庭妇女们都被鼓励离开城市回原籍务农。那以后,再没见到她,据说是受不了城市生活的压力回老家去了。

上世纪60年代“文革”之初,一大帮人起着哄,杂乱地穿过大礼纱帽胡同,经棕树斜街往韩家胡同走着,人群中间,一个脸上被各种颜色涂抹得一塌糊涂的中年妇女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写有“反动妓女、破鞋×××”的大牌子在游街,她自己手里拿着一面大锣,边敲边有气无力地喊:“我是反动妓女、破鞋×××———”反动和妓女,破鞋和妓女?没有人去深究其中混乱的逻辑关系,因为那原本就是一个精神倒错的年代。她的一头散发被人撕扯着,上面满是人们吐上的唾沫甚至黏痰,间或有砖头砸过来。她头破血流、孤立无助地走在“八大胡同”,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仿佛旧地重游,再重温一回跨时代的耻辱。同样以锣开道,孤立无助地行走于“八大胡同”,忧国忧民的李六庚老先生和这个饱受人间苦难的姐妹唱出了两个混沌时代的同一曲哀歌。

5of12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后奔赴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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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上海妓女入疆改造5年后有人做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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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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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f12晚晴名妓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些事儿

三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下,奇人物遭遇怪命运:民族英雄林则徐轻率禁烟,中兴名臣李鸿章忍辱负重,鉴湖女侠秋瑾十度迁葬,第一总统袁世凯北京反贪,,“我的朋友”胡适之温雅待人——一口气读下来,似乎熟悉的人物显得陌生,陌生的人物变得生动。

我母亲从小生活在大家庭,大家长樊樊山是个清末民初的名人,老先生曾在清朝任高官,清亡后以诗文名闻天下,一生写了三万多首诗。樊写了那么多诗,但有一首最出名,在民国初年是个轰动的文化事件。这就是他拟写了梅村体长篇诗作《彩云曲》,咏名妓赛金花事,风靡天下。

按现在的说法,由于樊的《彩云曲》,掀起了一股恶炒赛金花的风,多年不衰。《彩云曲》是一首叙事诗,分为两部分,即前曲和后曲。前半叙述的是赛金花传奇生涯中早年的事情。她十三岁被拐骗到卖身行业,以及她十四岁脱离青楼,被比她大三十五岁的洪钧买去为妾。洪1868年状元及第,1877年后陆续被任命出使中国驻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海牙使馆。因为当时中国女人对参与公开政务顾虑大,彩云就以夫人的身份陪同出使外国。赛金花嫁给洪钧为妾的“婚姻”以及她替代大使夫人出国,在历史上是真实准确的。而且,她是第一批到国外旅行和居住的中国妇女之一。他们在到达柏林之前,先去了圣彼得堡,又去了伦敦和巴黎,后来常驻柏林。一个妓女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也算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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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传说,彩云开始学习德语,她迷人的风度和姿色使她在柏林社交界显得非常出色,当她的丈夫埋头做学问和参加外事活动时,她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甚至有传说她与一位认识的德国军官有染。《前彩云曲》结尾描写她和丈夫一起从欧洲返回中国,对丈夫有一连串不忠行为。而洪钧回国后很快去世,随之而来的是彩云命运的衰落。

《后彩云曲》写于民国期间,主要叙述赛金花在庚子年闹义和团前后的传奇。一开始,描写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及其对反洋人的义和团的镇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德国将军瓦德西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最高统帅。他几年前在柏林任皇家卫队官员就与彩云有过接触,这次进入北京后即派人去找赛金花。传说两个人一起在紫禁城皇帝的寝宫里,像中国皇帝和妃子一样住了几个月。樊山在《后彩云曲》序中言:“因思庚子拳董之乱,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尔时联军驻京,唯德军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结舌,赖彩言于所欢,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仪鸾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当其秽乱宫禁,招摇市黡,昼入歌楼,夜侍夷寝,视从某侍郎使英、德时,尤极烜赫。”

樊樊山尚如此论说,民间传闻就更神了,当年闹义和团,最大的事件之一是乱军将德国公使克林德打死在长安街上,所以八国联军以德国将军为司令,德国报复心很强烈,德国占领军要求惩办祸首慈禧太后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克林德的遗孀,非让慈禧老太太偿命。据说,赛金花为此事费力沟通,并几次跪在克林德的遗孀面前代为求情。最后事情以修建克林德碑牌坊的方式来了结克林德被害一事。该汉白玉牌坊现仍在中山公园大门内,不过,匾额改成郭沫若题写的“和平万岁”。到底赛金花起了多大作用,很难说,但当时联军确实有一种要求惩办慈禧的呼声。老佛爷在西安也惶惶不可终日,赶紧请李鸿章往北京赶,后来谈判有了转机,提出杀庄亲王载勋等,慈禧简直迫不及待让快杀他们。当时庄亲王被赐自尽,给了他根白绫,王爷是个大胖子,上吊后居然绫子断了,他再也不自挂了,这边老佛爷一劲催,最后太监们急了,进屋给王爷按倒,用沾湿了的白棉纸一层一层往王爷嘴上糊,生给王爷憋死赶快去交差,你看老佛爷为保命给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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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救没救慈禧、睡没睡瓦德西也无从考,算有这么一说吧。但在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她倒是经常出入德国军营,也给中国人讲了情,京城人对赛金花多有感激,称她为“议和人臣赛二爷”。当时有个学者齐如山,他懂德文,被请去做翻译,他经常见到赛金花。但他说“同她来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连上尉都很难碰到一个。因为上尉已是一连之长,举动上便需稍微慎重”。他不太相信赛与八国联军总司令老瓦的艳史,也不相信两人在故宫金銮殿上闹春。不过,因为赛金花当时已经又沦为妓女,士大夫们小看她,这显然有点自以为是。她当年是以公使夫人出洋的,在西方社交界确曾引起轰动,西洋人没见过中国上流社会女子,结果把咱中国使臣的妾当成贵夫人。

她的衣装、做派等,都引起西人强烈好奇,她在英国,被女王请进王宫,私下招待,并合影留念。她在德国柏林居住时间也很长,瓦德西曾任过德皇的侍卫官,在一些场合认识她完全可能。所以,赛金花的故事不是没有根据的。

赛金花由清末民初第一流大诗人樊樊山作长诗《彩云曲》吟诵,特别是民国后发表的《后彩云曲》,虽然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来得响亮,但也够轰动了,因为樊樊山曾慧眼发现齐白石,提携他而得以为世人所知。我母亲说,齐不仅尊樊樊山为师,而且樊家子女婚庆,齐白石必送连对联带画的一套作品,我外公和外婆的贺幛是画的一幅鸳鸯戏水,是“文革”后仅存的一张字画了。樊还帮梅兰芳改剧词,让梅剧生色不少。所以后来很多文人墨客跟风大写赛金花,非常有名的《孽海花》很多章节写的洪状元和赛金花的事,张春帆的《九尾龟》、樊子东的舞台剧作品《颐和园》等都以赛金花故事为主要内容,熊佛西和夏衍的剧本《赛金花》还拍了电影。北大教授刘半农曾专程到上海采访仍活着的赛金花,做了个长篇考察报告。甚至德国人斯蒂芬·封·门登也写了《赛金花传奇》一书。当然这个妓女救国的故事听着是挺别扭的,新中国自然很少提到这种故事,所以就说赛金花救老佛爷,更能接受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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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f12瓦德西找李鸿章要慈禧:她就在你的床上

十九世纪末叶,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出访美国期间,一直把大清皇帝钦赐的黄马褂当作无比荣光的资本用来炫耀。据大清王朝的规制,只有对朝廷有重大功勋的元老大臣才可以赐穿黄马褂。

纵观大清王朝二百多年间有此殊荣的的没有几人。而李鸿章凭着他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功勋,获得了朝廷赏赐的黄马褂。对此李鸿章非常珍惜,只有重大节日或者皇上召见他才舍得穿上。

这次出使欧美,李鸿章觉得非常荣幸,同时也觉得是炫耀自己的最好时机,因此,李鸿章到了美国后,就一直把黄马褂穿在身上。

谁知,对东方文化毫不了解的美国人却错误认为李鸿章穿的是龙袍,而龙袍只有皇帝才能穿着,所以当时美国媒体认为到访的是东方大国的中国最高领袖。

当地一些颇有影响的报纸,如《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总统李鸿章到访”,甚至还刊登了“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的这个轰动全球的新闻消息。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而光绪皇帝更是为此震怒不已。

后来,当随从幕僚将此事告诉李鸿章时,李鸿章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穿着黄马褂招摇过市了。好在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并无猜忌,李鸿章出访回来后慈禧并没有为难他,否则李鸿章就吃不了兜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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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知是因为李鸿章出访闹得慈禧不高兴,还是甲午战争失败受到挤压的原因,李鸿章出访回来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坐冷板凳。

那么,美国媒体炮制的“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这则惊天的八卦绯闻究竟是怎么出笼的?难道真的是凭着黄马褂就能将“中国总统”的桂冠戴在李鸿章的头上?

原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新闻信息来自于加拿大温哥华,虽然相当八卦和震撼,但是美国媒体还是如获至宝,大肆报道。

报道上说,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的报纸。报纸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在“新发”寺庙秘密结婚。

于是,1898年10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便转载了这则八卦新闻。但是,这则报道为了吸引人们眼球,便在标题上打了一个问号:《李鸿章结婚了吗?》(HasLiHungChangMarried?)

据说,这批东方的报纸就是《中国邮报》(ChinaMail)。这张报纸也叫《德臣西报》(TheChinaMail),是香港的第二份报纸,也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

据说,《中国邮报》报道说,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在1898年9月22日上午成婚。随后,这对新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均予拆除。

新婚夫妇们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这使中国年轻的皇帝光绪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与愤怒之中,因为他的母亲、中国的皇太后再次结婚。

她在一个名叫“新发”的小寺庙中嫁给了中国最具声望的政治家李鸿章。根据这样来历不明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不仅大肆渲染“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的八卦绯闻,而且还把“中国总统”的桂冠戴在李鸿章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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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就发现这个消息只不过是八卦新闻而已。于是,就在报纸上更正说:《李鸿章没有结婚》(LiHungChangNotMarried),并明确地指出:显然,这是一则东方玩笑。

由此看来,诸如《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媒体报道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的八卦新闻具有历史传统并非浪得虚名。

至于所谓的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报纸的消息,恐怕也是只是《纽约时报》为了掩盖自己虚假报道而开的一个西方玩笑吧!

然而,美国《纽约时报》更正声明并没有阻挡西方人的根深蒂固的八卦心态。就在两年之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一直打到北京的四九城。

看到义和团的土崩瓦解,以及京津一带大清军队的兵败如山倒,慈禧太后不得不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京,逃往陕西西安去了。

慈禧太后虽然逃走了,但是,八国联军却不放过她。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竟然命令留守北京的李鸿章立即将慈禧太后交出来。

这个西洋鬼子为什么要李鸿章交出慈禧太后呢?其说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原来,瓦德西一直认为慈禧太后早已就下嫁给了李鸿章。

当李鸿章告诉瓦德西说慈禧太后不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瓦德西不仅不相信,而且理直气壮地拿出了所谓的证据。瓦德西拿出来证据就是两年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李鸿章结婚了吗?》的那张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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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瓦德西这个西洋鬼子一直相信这则来自美国媒体的八卦绯闻并非虚假,而是真有其事,认为慈禧太后被李鸿章金屋藏娇已经两年了。

李鸿章本来早就忘了这件曾让人自己胆战心惊的事情,当此时瓦德西拿出这张报纸时,才注意到这则报道是那么的滑稽可笑:——这对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新婚夫妻,他们将在旅顺港口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据说,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皇帝本人的尴尬,也是为了消除另一位政治家荣禄的愤怒,尽管皇太后慈禧曾经两次怀上过荣禄的孩子,但最终这位风韵犹存的皇太后成为了李鸿章的个人收藏品——这则无中生有的八卦报道一时让李鸿章目瞪口呆。

看来,当时,李鸿章以前并没有看到过这一天《纽约时报》上的那篇八卦新闻;而瓦德西也没有看到第二天《纽约时报》上那篇以“李鸿章没有结婚”为题的更正报道。

当然,瓦德西拿着《纽约时报》的八卦新闻作证据,这也说明了西方人以八卦新闻为证据、抹黑和攻击他人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对于李鸿章的不信任,瓦德西并非只有此一件事。瓦德西在自己日记中曾多次表达了对李鸿章的不信任。如他认为列强应该一起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李鸿章则尽量想与各国单独接触,以利用列强互不信任的心理,减少中国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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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李鸿章已经成功地和俄国开始了谈判。最后虽然以12亿马克达成了赔款数额的协议,但这个数额距离瓦德西提出15到20亿马克之间的赔款还是相差甚远。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按照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赔款12亿马克,约合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02年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才回到北京。而此时,瓦德西早已结束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的任职,回国已经半年有余了。这位嗜好八卦绯闻西洋鬼子竟没有见过慈禧太后一面。这恐怕是他在侵略中国战争的罪恶活动中最遗憾的事情了。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全中国人民“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不仅自己接受了这个侮辱,而且也让所有中国人接受了这个侮辱。

签字回来的李鸿章,悲痛欲绝,便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签订《辛丑条约》整整的两个月后,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就病逝于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消息传来,慈禧泪水潸然,不禁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弥留之际,曾留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不难看出,“慈禧太后下嫁李鸿章”只不过是美国式的八卦新闻,但是,慈禧这位大清的皇太后对李鸿章政治上的倚重是无人能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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